【致敬改革開放40年40人】陳東升：一個企業家的誕生
編者按：1978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倡導下，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
40年來，中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偉大變革。在這被稱為“第二次革命”的驚險一躍中，企業家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見證者和實踐者。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國政經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企業是市場經濟能夠確立的基石和主體，企業家則成就了企業。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這些站在時代潮頭的企業家們，為我們的讀者鋪開過去40年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
銘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走向未來。我們希望這個系列訪談成為一個幻燈：在中國經濟社會成長和發展的歷史畫卷上，投射出光彩奪目的片子，告訴社會，這些造福中國的奮斗者們，他們如何開始、走過怎樣一條光榮的荊棘路；而在今天這樣一個新時代，他們又如何思考未來中國和企業家承擔的責任和使命。
從一個南方小縣城的科學青年到一家世界500強公司的創始人和掌舵者。如此形容62歲的陳東升過往的人生經歷，未免過于簡單和粗暴。如果不把他的個人經歷和這個國家走過的這段波瀾起伏的歷史放在一起，恐怕我們根本沒法理解這種外人眼中的成功是如何發生的。
采訪結束，陳東升問我們，你們今天看到的我，跟你們了解的一樣么——我從來都是這樣的。他這樣說。當天的采訪在泰康商學院的一間會客室里，闊大的會客室里，正面的墻上掛著一幅《黃河頌》的復制品。那是陳逸飛的作品，畫面上，一個紅軍戰士在崖邊持槍而立，身體挺直，他的身前是奔流不息的黃河。
這是他最喜歡并收藏的作品之一。采訪前的那個下午，他跟一批來自各地的公司高管做交流，還跟下屬們談到了“革命理想高于天”——這是革命史詩《東方紅》的一章。有一次他跟記者談起這個話題，唱起“雪皚皚，路漫漫”，真情流露。
陳東升，泰康保險集團的創始人，他還創辦了嘉德拍賣。他對自己的定位是九二派企業家——事實上，這種對中國企業家的斷代方法也來自于他。他并非慣常意義上的好的訪談者——那天下午，他甩開了我們的提問，按照自己的思路一路談下去。有時候他仿佛是在沉思，當然他還是會常常回到問題中來。窗外，天色漸暗。有幾個瞬間，你會覺得他是在跟自己對話。在幾個小時的談話中，他試圖告訴我們的只有一點，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陳東升，他從何處來，他怎樣成為今天的自己，成就今天的事業。
這當然是我們想知道的。每一個企業家都有自己的來處，每一代企業家都有自己孵化成長的土壤。在陳東升的描述中，這是在宏闊的時代大轉折中，一個來自最基層中國縣城的年輕人的奮斗故事。他始終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對自己可以成為更優秀的人充滿期望，因而從未放棄。
陳東升在縣城機關大院長大，是個“孩子王”。就像他自己所述，其他的同齡人經歷了一個文藝青年或者少年的階段，而他是一個科學青年。他讀《馬克思傳》，讀整版的人民日報理論文章，他也讀自然科學，訂了《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雜志。
陳東升1957年出生在湖北天門縣。即使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陳東升對周邊的世界發生的變化保持了高度敏感。他說他在縣城經歷了完整的農業文明，但他也見證商業文明的侵入和洗禮。他記得一家人如何熱切地迎接第一盞電燈在家中點亮——那是一盞25瓦的白熾燈。他眼見縣城的石板路何時變成了柏油路。天門商場開張的時候，數萬人瘋狂涌入，擠碎了柜臺玻璃。他后來說，只有邊緣文明的人才有動力。而縣城就是個邊緣文明，他的世界是城市又是鄉村。陳東升見證現代化緩慢但卻不可阻滯的到來。
陳東升是早熟的。他說，他很早就想上大學。因為酷愛讀書，這個十多歲的少年和當地新華書店的員工打得火熱，他們會告訴他新來了什么書，會放他進入書店的倉庫，他可以在新書上架前任意在那里翻看自己感興趣的圖書。
陳東升是一個驕傲的男生——他曾用過“狂傲”這個詞形容年輕的自己。在不同的年齡段，他都自認眼界和見識超出了同齡人。這讓他有一種源自學習的優越感。不過他并非一帆風順。在特殊的年代，他也曾經歷人生冷暖。1977年，第一次參加高考，他就經歷了從未有過的人生挫敗。他因為政審不合格而失去進入大學的機會，原因只是因為他跟朋友議論了幾句國是。他當時覺得“天都塌下來了”。不過這并沒有能夠擊倒這個自負和驕傲的年輕人。他在1979年考入武漢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這時候他22歲。在同學中，他是那個掌控議題和方向的人。后來他說，武大就是我們心中的圣山圣城，我們就是這座圣山的信徒和使者。他系統地學習了政治經濟學和各種西方的經濟學流派，在同學的指引下，他還選修了哲學系的課程。他說，修西方哲學史改變了他的人生。
陳東升說，他的心目中始終有一個清晰的目標。無論經歷過什么，都要成為國家棟梁。當時我覺得這個縣城怎么能夠容納我呢？他這樣說，“你今天可以想到的就是在那樣一個奇特的年代，一個上進青年的成功路徑，非常的傳奇。”
這樣說或許并不夸張。他在80年代初大學畢業后進入北京，從此趕上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潮流。原本他可能成為一個卓有建樹的學者，創立他心目中的“珞珈學派”。他也可能成為一個體制內的精英——他做《管理世界》副總編輯，一手開創了中國企業500大評選，成為既被體制高度評價也是當時最成功的商業實踐之一。然而，最終他卻成為一個現代公司制度意義上的企業家。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陳東升最終選擇下海。多年后，陳東升用“九二派”來定位他以及和他一樣的那一批企業家。
一個時代開始了，而陳東升是那個開始的一部分。
這樣的企業家代際劃分到底意味著什么？下海的時候，他已是副局級干部。他可以跟那些可能決定他的企業未來命運的人順暢地溝通。這一點大概也是時代印記的一部分。所以陳東升后來說，用計劃經濟的余威，搶占市場經濟的灘頭。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很難真切地理解這句話的五味雜陳和復雜含義。陳東升說：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開始。英雄不問出處。
在陳東升的世界里。1992年是一個偉大的節點。他說，企業家階層誕生了——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業家崛起形成的年代。這時候，他是一個對自己的判斷深以為傲的經濟學者——你看，沒有第二個人這樣講。
這位曾經的經濟學人對他的商業帝國的暢想，從未離開他對這個國家未來趨勢的判斷。陳東升創辦的企業，從嘉德到泰康，從一開始就是對最好的模仿，這種模仿成立的基礎，一是對現有體制的突破，二則是國家經濟與社會的茁壯成長。他很早就相信，中國的中產社會必然到來，人們對保險的需要，會成就一個真正的從搖籃到天堂的保險帝國。2018年，泰康保險首次進入世界500強。這是他從1996年創立泰康保險就堅信的夢想。陳東升從來沒有懷疑過。
他計劃寫一部自傳。在這部自傳中，他想把他的個人成長和對社會政治經濟的研究放在一起來寫。在他的設想中，這既是一部學術著作，同時也是一部自傳。“我特別想把我從小到大的成長，我對真實世界的看法、分析和我的研究貫穿起來，我覺得會是一部非常具有歷史感的作品。”
2018年11月22日的下午，寬闊的玻璃窗外，陽光逐漸褪去。室內，聚光燈下，陳東升正在講述。
—訪談—
經濟觀察報：從您的大學說起吧。您1977年參加高考，報考的是吉林大學的考古系，1979年上大學卻進入了武大的經濟系。
陳東升：其實我青少年時代是個科學青年。幾乎所有人都經過文學青年的階段，但是我沒有，一下子就跳到社會科學青年了，讀《馬克思傳》、黑格爾、但丁、雨果，如數家珍。那時候興趣很廣對什么都很好奇，還訂了《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學》雜志。
我從小就喜歡跟老師在一塊，那時候老師幾乎都住在學校，我就跑到老師宿舍里去聊天。我在高中時輔導我班上的干部學馬列，我記得最清楚，我講的是共產主義，還有列寧的一個薄冊子里的東西。我覺得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記憶深刻的還是《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上空徘徊。今天我作為市場經濟中被表彰的民營企業家，經歷人生與社會的這種大尺度變遷，依然走在時代的潮頭上。這兩個時代在我（身上）不矛盾也不沖突，很和諧。
經濟觀察報：您上大學是八十年代。武大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樣的？
陳東升：我對武漢大學的總結是天人合一，質樸和浪漫是武大的特質。四年里，我傳承中學的習慣，往老師家里跑，所以武大的名教授特別是經濟學的名教授都很熟悉。那時我的形象應該很清晰——我不是一個只會考試的青年，而是一個充滿理想，有很高的學術追求的學術青年。
我參加多學科討論會，參加百科知識競賽，二年級的時候就獲得三等獎，當時挺得意。因為博覽群書，我反對專才提倡通才，所以寫了一篇通才論，發表在《人才》雜志上——大學三年級就在全國報刊上發表文章，我很得意，但有些同學就覺得我不務正業。
那時候的武漢大學，確實就是意氣風發，各種學派開花，接應不暇，腦瓜子都炸了。對我來說，在武大最重要是系統地學習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學說史，還有西方的經濟理論。一個同學帶我們去哲學系，哲學最重要就是啟蒙時代，伏爾泰和盧梭，講人生來就平等的，一下子我感覺豁然開朗。
經濟觀察報：關于中國企業家的斷代，“九二派”是您提出來的，您自己是怎么考慮的？
陳東升：九二派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在《經濟觀察報》刊登的。所以后來我去哈佛演講，就有了九二前、九二派、海歸派的劃分，之后我又提出了后WTO派。這次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表彰百名優秀民營企業家，他們用的詞很好：改革開放初期創業的企業家，我們叫知識分子下海（下海這個詞肯定是92年，不能用在別人身上），留學回國人員創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四個時代，這四個時代更符合老百姓的理解，但是這四個斷代肯定是陳東升的發明，一直是我堅守。
我是用產權理論來看這四十年的。1984年沒有清晰的產權理論，沒有企業法，是混沌的，所以那一代企業家我用了“悲愴”這個詞。九二派為什么是現代企業的試水者呢？ 1992年6月，國家體改委頒布了《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我們開始用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來組建公司了，但是還沒有解決創始人和核心團隊的勞動成果和利益的問題。所以海歸派的貢獻就是引進了founder和option——創始人和期權制度。我當時就覺得創始人和期權制度是有法律依據的，法律依據就是把一個商業點子可以把它溢價，然后管理團隊期權共享，你達到業績就有期權，達不到沒有。關鍵一點，創始人是把你的原始商業模式，把你的想法溢價，多少倍乘出來。用法律進行制度化是一種很好的方法，所以我反復講這個制度是海歸派的貢獻。
后來我還提到后WTO派，從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到公司法，這些都建立起來了。關鍵是資本體系，就是天使、創投、PE，有一些成長性大基金的投資支持，就有了完整的法律、資本兩套體系。我創業的時候是“化緣”，是沒有規律可循的，找你熟悉的人，去游說你來入股吧。
經濟觀察報：我們覺得九二派有一點不一樣，比如說您講的保險和拍賣，我們知道那個時候，很多創業者是走在邊緣地帶的，就是沒有政策，但是我可以去干。但您做的幾件事情，都是說我得先有規則和法律，你們直接參與了規則的確立。
陳東升：九二派下海的時候，在政府我們都算是優秀分子。我們從政府出來，又跟政府共同學習市場經濟，共同推動市場經濟發展。92派到今天為止沒有人寫這一段。比如嘉德拍賣填補了現代拍賣的空白，形成以股份制為基礎的這一整套體系制度。沒有嘉德就沒有中國今天的藝術品拍賣市場。雖然我不是第一個拍賣公司，也不是第一場藝術品拍賣，嘉德的拍賣它是一個現象，帶動了整個藝術品市場。 到今天仍然是。
比如跟拍賣有關的星號制度、海外文物回流，這個都是嘉德遇到這些問題跟他們反復溝通之后形成的。所以嘉德拍賣是典型的案例。當到了泰康保險，因為有平安保險在我們前面，我們也做一些比方次級債，內含價值也是我們引進的。
經濟觀察報：但是很多人會覺得，憑什么是九二派做這些事情？因為你們當時在體制內。
陳東升：很多人不了解整個歷史過程。所以我們是很奇特的一群人。我說，九二派的代表，有武大三劍客（指陳東升、田源和毛振華），復旦五同學（指郭廣昌等），還有馮侖他們“萬通六君子”。我一直說九二派分北派、南派，南派就是馮侖他們，能做什么做什么，比較多元。
北派其實講的就是我們武大這三個人，就是尋找一個空白產業，去創一個產業的領頭企業，帶動一個產業的發展。嘉德拍賣是，中誠信也是。拍賣公司里好幾家是嘉德的人出來辦的，也帶動了行業發展。田源搞期貨，更是這樣。我們這三家是拿著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我不是說像紅寶書揣在懷里嗎？我們是嚴格按照這去搶中國字頭，我們三個創辦的企業都是中國字頭。
從1992年到國務院通知同意辦一批保險公司，這中間唯一申請辦人壽保險公司的就是我。就是不放棄。當時也有人對我說可以申請信托和證券公司牌照，我說我就辦人壽保險公司。
我想辦泰康保險，所有人說我神經病，你又不是搞金融的，你也沒有錢，你又不是高干子弟，你憑什么辦保險公司？這是我的性格，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踏破青山。我現在搞醫療，搞醫院是很難的。我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一種堅韌的毅力。
所以說，為什么我反復強調九二派，反復強調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不亞于三中全會——就是這兩個文件讓中國企業家階層崛起了。我就拿這兩個文件跟主管部門游說，一點點地說服他們。一般人這時候就放棄了。我沒放棄。我說現在國家鼓勵股份公司有限公司，應該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辦企業。
經濟觀察報：您怎么定位您個人呢？
陳東升：對我的看法，我的定位就92派的典型代表。知識分子下海的典型代表。
嘉德成立的時候，東方時空當時報道說，嘉德這聲槌響，預示著紐約、倫敦和北京三大藝術品拍賣交易中心的形成，三足鼎立的時代到來，那時候覺得是個夢想。為什么我老用這個詞——現實比理想來的更偉大呢？我的人生經歷是這樣的。
我做嘉德，做泰康，都是我的夢想。想做保險時，寫一個天文數字，注冊資本1500萬美金——那時候是我心中的天文數字。后來泰康人壽成立，注冊資本6億元人民幣。我第一次引進外資是瑞士豐泰保險，一個跨國保險公司，管理著1000億美金的資產，大約5億美金的利潤。我覺得我這一輩子能不能像他們這樣？泰康現在管理2000億美金，去年稅后利潤20億美金。當年我去臺灣學國泰人壽，今天我們全面超過國泰人壽，但是我也沒有覺得驕傲。臺灣2300萬人口。這里13億人的大市場，你做這樣是應該的。
為什么我說時代好、命運好、機會好？時代好感謝這個國家，感謝這個民族。沒有時代就沒有我。我不認為英雄創造歷史，而是英雄順應歷史，推動歷史發展。
機會好、命運好就不說了。你抓住了保險公司這樣一個大產業，多少年下來，你堅持專業和價值觀，你一路走穩。所以都是有邏輯的。
經濟觀察報：您很多年前就在講中產社會的來臨，講消費升級，這也決定了泰康集團產業板塊的基本邏輯，但是今年我們也聽到類似對中產憂慮和消費降級這樣的討論？
陳東升：第三產業的發展帶來了服務業的繁榮，這也意味著中產人群的壯大。服務業是靠智力和體力，靠專業，完全靠自己獲得收入。服務業里面最核心的，也是中產人群最重要的最龐大的部分就是律師、會計師、醫生，房屋汽車保險代理人，這些構成了服務業就業的主體，靠知識和專業獲得報酬，這個報酬就是工資。所以服務業時代工資一定是上漲的，他一定會有剩余，消費、理財的需求就起來了。與此同時，科技把蛋糕做大，就把金字塔形的社會變成了橄欖型的社會，這些邏輯沒有變。如果不是一個中產人群為主體的社會就沒有中國夢，也沒有美國夢。
還有大公司。像中國這么大的體量，一定是大公司帶中小公司。這個邏輯也沒有變。
經濟觀察報：您說1992年是一個偉大的節點，除了我們說的九二派，還有什么原因？
陳東升：我喜歡用節點這個詞。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握手是最大的節點，1978年也是一個很大的節點。這兩個節點是有關聯的。1972年決定了整個世界的邏輯，1978年決定了中國發展的邏輯。1992年是一個偉大的節點，是因為它讓這個邏輯更加制度化了，就是把市場經濟確定下來了——企業家階層誕生了。
所以我說，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業家崛起形成的年代。本世紀初十年，是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融入國際和全球化的年代。現在十年是什么年代，我還沒有看清，但從經濟角度講，基本完成工業化，是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型，從出口投資驅動向內需消費驅動轉型，是從高速度到高質量，這些話都是對的，包括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都是對的。
所以改革開放四十年，我認為是兩個偉大改革，宏觀層面是價格改革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和體系；微觀層面是產權和所有制改革，形成了中國企業家和企業家階層。企業家精神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此外，還有企業家精神泛社會化，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用GDP來考核黨政干部，他們也成了企業家，所以他們身上的企業家精神也是很濃厚的。我老講，省委書記是這個省的董事長，省長是總經理，就是這么來的。
為什么我說九十年代是企業家崛起形成的年代呢？九二派、海歸派其實都在90年代形成，現代企業是從九二派開始的，海歸派是1996年前后。其實張朝陽1994年就回來了，創辦搜狐是1996年，田溯寧、丁健、吳鷹他們1995年也回來了，阿里巴巴和騰訊，一個是1999年一個是1998年。所以我最近總結80年代改革完成了制度——就是我說的兩個偉大改革，到1992年，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個辦企業的文件出來，從這時候開始就進入了企業家崛起形成的年代。
【時代背景】
泰康保險集團創立于1996年。
那一年1月，中國公用計算機互聯網(Chinanet)全國骨干網建成并正式開通，全國范圍的公用計算機互聯網絡開始提供服務。
7月5日，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誕生。
12月1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香港舉行，董建華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人選。
12月17日，科菲·安南出任第7任聯合國秘書長。
12月31日，冶金部部長劉淇宣布，1996年我國鋼產量突破一億噸，產量達到世界第一位。
來源：經濟觀察報
記者：文釗